换下保安服，背上单肩书包，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。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，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，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。

　　当然，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坐在旁边的同学甚至还把他当做中文系的学生，问他“最近在看谁的作品”。

　　“鲁迅的散文集《野草》。”他回答。

　　后来，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。有时为了听课，还要和同事换班。他随身带着小纸条，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；为了买书，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；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，在岗亭里读康德。

　　连给学生指路时，他都不忘打听：“你是哪个系的？你们系哪些老师讲的课好？”

　　一次，他在西门执勤时遇到教育学院的教授鲍威，下班后就赶紧发了一条短信过去：“鲍老师您好！我是西门保安甘相伟，很高兴认识您！请问您的课是什么时间？在哪个教室？我很想去听。”

　　他知道哪些课有口碑，也知道从哪些秘密渠道获得课程表。对于老师的名字，他如数家珍。好几次，他在西门认出那些没带车证的知名教授，利用自己保安的小小权力把他们放进去。

　　“比如著名的医改专家李林，你知道吗？”他不放心地跟记者确认，“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老师，给国家领导人讲过课的……还有汤一介，你知道他吗？我一看，马上让他进去了。如果换其他的保安可能就要为难人家。”

　　他很少提及工作的心酸，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、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。他甚至觉得，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，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。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。

　　可一旦走进教室，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。

　　一次，在社会学系旁听时，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。甘相伟第二个发言。他说，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，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，融入燕园。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。

　　2008年，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，保安队有近500人，每年只有20个名额。年底，他又通过成人高考，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。他也有了学生证，不用再去求学生帮他领免费的演出票，甚至还有同事问他借学生证，去买半价的电影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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